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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要干的活，就是把成堆的麻辣牛肉丝、酱干、鱼条撮起来，装到一个个小塑料袋里，然后过塑封口，打包装箱。每天早上5时多，孩子们就要起床，早饭是一人一个馒头；干到中午12时，他们才有10分钟的午餐时间，而午餐只有“不干不净的米饭”；到晚上9时，天都黑了，他们才能吃上“煮得半生不熟的面条”。劳动期间，渴了，他们就在水龙头下喝两口；饿了，就嚼两口干硬馒头。如此长的劳动时间，如此恶劣的劳动环境，而他们平均每天得到的收入才“够买一碗烩面吃”。到被劳动监察部门查处时，这些童工已在这家食品厂干了20多天。
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
1991年和1994年先后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劳动法》都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2002年9月中国国务院颁布了重新修订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明确了企业使用童工的罚款标准和金额。同年修订的《刑法》还增加了“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因此，佟丽华认为，从立法角度看，中国禁止使用童工的法规是健全的。
既然法规健全，为什么童工现象在中国一些地方还难以得到根本遏止呢？在总结“黑奴工事件”时，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认为这次事件暴露出三大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矿山、小砖窑、小工厂等劳动用工问题疏于管理，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
另外一个教训是，一些政府部门或者个别工作人员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态度冷漠，甚至出现官商勾结的情况。例如，据媒体报道，在这次“黑奴工事件”中，河南省上百位丢失孩子的父母曾自发组队去山西数百家窑厂寻找孩子，当他们最初向当地执法部门寻求帮助时，对方甚至冷漠地告诉他们“应该回河南报案”，以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这一事件得以曝光后，公众愤怒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当地的执法部门，认为后者存在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
事实上，在国家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的指导下，事发地洪洞县检察院在事后已开始查处黑砖窑事件背后存在的渎职犯罪问题。截止记者发稿，当地政府部门已有六名责任人，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最近，洪洞县所属的临汾市市委书记（一把手）王国正也表示，在坚决打击黑窑主等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对于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要坚决追究责任，决不放过一个。
无庸讳言，对于童工等非法用工现象，一些地方的通常做法是，除了间隔一年或数年的专项检查之外，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童工这种现象基本上是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一般不会采取足够的强制性措施抑制童工现象的发展。这种行政不作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童工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甚至助长了童工现象的泛滥。
依靠行政执法大检查，是当前中国解决童工问题的主要手段。这显然还是属于官本位的决策和社会管理思路，并没有充分发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遏止童工现象蔓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可是，上海市律师协会劳动法关系研究会主任委员马建军律师认为，童工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一定的经济“落差”。从长远看，如果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落差不能消除，一些童工就是被执法部门送回了家，仍然可能在金钱诱惑或生存压力下重新回到“黑工厂”。从这方面来看，禁止使用童工，不仅是保护未来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不仅是涉及社会伦理的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因此，如果不加快中国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童工现象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遏止。 “当一个政府过分强调地方经济发展的时候，就很可能因此而忽视甚至漠视包括童工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公现象。” 国际劳工局在2006年的一份关于中国童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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