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事情会长久地存入自己的记忆中，怎么也忘却不了。而这些难忘的记忆，过后回想起来，大多是催人奋进，激发感情的。但四十年前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却成了我诸多难忘往事中唯一让我每每回想起来都感到内心特别愧疚的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尚未结束，而且还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刻。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又再度被“打倒”，中国农村再度陷入了动荡之中，尤其是一个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在广大农村中狂热展开，使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刚刚得以恢复正常的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社员，变得人人自危起来。那时所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实则是社员自种自养的作物和禽畜中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那部分。一旦有人超种超养，就一律作“资本主义尾巴”处理，事实上，在那时候，慑于“四人帮”的淫威，农村哪有老百姓敢冒风险越“雷池”半步？！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席卷全国农村的那段日子，我正好在当时的红旗公社龙新大队（现龙新村）从事知青带队干部工作。尽管那时我的主要职责是管好、带好全大队的几百号插青，但那时运动当头，我仍还是要协助大队做一些“份外”的工作，主要是一些带政治性的任务。1976年初夏的一天傍晚，我被告知：当晚全大队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及知青带队干部要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为防走漏风声，是什么任务没说）。晚上8时许，队伍集中。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有群众举报，地面（即沿江一带）和村下（即靠山冲一带）的两个生产队有人养了超出规定的鸡和鸭。于是，“三位一体”的十几个人，兵人两路，挑着空笼子直奔群众举报的两户人家住处。被分在村下组的我和另外五个人一起摸黑走夜路行程两里来到村下那户人家的住处。大队干部和工作队队员的“造坊”，主人不明就里就开口问个明白，当领队人员向其挑明来意时，主人既不慌张，也不生气，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家多养了什么的，那就随便到鸭舍中查查吧！”可我们一行打着照明全屋子查找，除了鸭笼中蹲着五六只绒毛未脱的小鸭外，半只成年禽畜都找不到。此时，主人略带叽风地说：如果连这么几只连绒毛还未脱的小鸭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那就请便吧！“讨了个没趣，我们一行只好挑着事先准备的空笼子灰溜溜地离开这户人家。我们扑了空，以为地面那个组会有所收获。没曾想，先于我们回到大队部的他们，也同样遇到了类似我们一样的尴尬。
虽然事后没有谁对我们进行指责，也没人咒骂过我们，然而，于我来说，这却成了一件终生难忘的遗憾之事。我一直在想：如果那时候我的政治觉悟再高一些，如果我当时的辨别是非能力强一些，就不至于做出这样伤害老百姓感情的愚蠢事，也不至于让自己背上这深感内疚的包袱。（刘汉新） | 
